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林业局的有关规定，2005年以来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与该县森林公安分局、公安局、法院各部门分工负责、互相配合，加大了对涉林刑事案件的查处、公诉、审判力度，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的同时，案件质量越来越高。笔者就长阳县院2005至2007年三年所办理的涉林刑事案件做了调查分析，提出预防和打击涉林犯罪的对策建议，为遏制和减少涉林犯罪提供参考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2005年至2007年该院共受理该县森林公安分局移送审查起诉的各类涉林刑事案件25 件31人，其中，2005年受理4件6 人，占全年受案总数的3 %；2006年受理3件4人，占全年受案总数的3 %； 2007年受理18件21人，占全年受案总数的22 %。这些涉林刑事案件有以下特点：

1、受案数量逐年上升。特别是在2007年受案数达到18 件21人，几近2006年受案数量的6 倍。

2、涉嫌罪名主要是盗伐林木和滥伐林木，其中盗伐林木占受案数的30%，滥伐林木占受案数的60%。

3、涉案犯罪嫌疑人均是农民，以男性为主，其中女性犯罪嫌疑人有3名，占受案人数的12%，男性犯罪嫌疑人有22名，占受案人数的88%。犯罪嫌疑人的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，其中年龄最小的是26岁，年龄最大的犯罪嫌疑人有64岁。

4、受理的案件中，犯罪嫌疑人均是无证采伐自己所有和他人所有的林木，其中无证采伐自己所有的林木有8件；将自己所有的林木无证卖给他人采伐的有13件。没有出现超出《林木采伐证》规定的地点、数量采伐的案件。

5、涉案赃款均只在几千元左右，90%犯罪嫌疑人的赃款主要是用于子女教育和家庭生活开支。

6、所受理的案件中，被依法采取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有13人，占受案数量的40%。对其他犯罪嫌疑人均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。

7、法院判决以缓刑为主，其中被判处缓刑的有23人，占受案数的70%，并且全部适用罚金刑，最低判处罚金1000元，最高判处罚金10000元。

二、办案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

三年中该院所办理的涉林刑事案件，虽然没有出现错捕、错诉、撤回起诉、判决无罪的情况，但是在办案中还是存在许多问题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（一）证据收集方面

三年来所受理的涉林刑事案件中，对盗伐、滥伐林木的数量，由于没有追缴到原木，全部是对伐桩进行现场检尺，再由林业部门的工程师计算出来的数量作为定案的依据，这在收集、固定证据上就存在二个方面的问题：一是现场检尺的准确度。案发之后，公安人员在犯罪嫌疑人、被雇佣的实际砍伐人、见证人的共同参与下，对现场的伐桩进行现场检尺，哪些伐桩是犯罪嫌疑人盗伐、滥伐后留下的，全部采用由犯罪嫌疑人或者实际砍伐人的指认的方法来确定的，实践中存在少指认、不指认和辩称是他人盗伐而留下伐桩的情况。另外，公安侦查人员对被指认的伐桩进行现场林木地径检尺的方式、时间、记录等均具有一定的随意性，所以，对现场伐桩数量的确认、对现场伐桩检尺的方式方法不准确，直接影响对盗伐、滥伐林木数量的认定，特别是数量界于《刑法》规定的“数量较大”、“数量巨大”和不构立案而作行政处罚之间的案件，将直接影响到对行为人怎样适用法律和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。二是对盗伐、滥伐林木蓄积计算的主体问题。实践中，公安侦查人员进行现场检尺，制作地径检测记录单和检尺原始码单后，交由林业部门的工程师进行计算，由工程师根据公式计算出犯罪嫌疑人盗伐、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是多少立方米。林业部门的工程师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的犯罪嫌疑人盗伐、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，只是种鉴定结论，是检察院提起公诉、法院判决最终认定犯罪嫌疑人盗伐、滥伐林木数量的依据。林业部门的人员进行现场检尺，又由同一林业部门的人员进行计算，并且进行计算的工程师只有一人，犯罪嫌疑人、受害人（包括单位和自然人）对检尺的数量、计算的方式、计算的结果如果有异议怎样进行救济，因此这种鉴定方法（计算说明）存在程序上的问题。

（二）适用法律方面

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1997年10月1日实施以来，针对第345条在实践中怎样操作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，全国人大也对该条款进行了修改，特别是将第三款“以牟利为目的，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、滥伐的林木”修改为“非法收购、运输明知是盗伐、滥伐的林木”，其目的在于保护环境资源，从销售途径上严厉打击收购、运输盗伐、滥伐林木的犯罪分子，从而从源头堵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。而在实践中，三年所受理的盗伐、滥伐林木案件，没有一件是收购、运输犯罪的。农民所采伐的林木不是自用，有的是卖给木料贩子，有的是卖给煤矿做坑木使用，还有的是整片山林卖给木料贩子从中得一点现金，以补贴家庭开支，其中有50%的农民是在收购人员的教唆下采伐的，没有这些运输人员、收购人员的教唆、帮助，农民一般是不会采伐自己经营多年的林木，如果采伐了，采伐后的林木也处理不了。而涉嫌收购、运输的犯罪并没有被打击处理，原因有：一是办案人员对怎样才是法律上规定的“明知是盗伐、滥伐的林木”认识存在分歧；二是在实际操作中怎样获取“明知是盗伐、滥伐的林木”的证据有困难；三是部分执法人员存在不能追究、不好追究、不愿追究的心理。这样就形成木料贩子为了获取巨额经济利益，大量的无证收购农民采伐的木料，农民为了将自己经营山的林木变成活钱，就无证采伐后卖给木料贩子的恶性循环状态。盗伐、滥伐林木的案件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（三）办理涉林案件的程序方面

从上面统计的数据可以看出，三年来所受理的案件中，被依法采取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占受案数量的40%，对其他犯罪嫌疑人均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。实践中，承办人经常为犯罪嫌疑人不能按时到案参与诉讼而感到棘手。因为绝大部分犯罪嫌疑人是居住在离县城远的大山里，交通、通讯不便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形同虚设。

现在实行的是能不逮捕的坚决不逮捕，能判处缓刑的坚决适用缓刑的轻缓刑事政策，所以办案中经常出现侦查人员、公诉人员“求”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来做个笔录，“好歹”来开个庭的不正常现象。

（四）定罪量刑方面

一是判处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偏高。三年中该县法院所判决的26人涉林刑事案件中，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的有23人。二是罚金刑金额偏高。所判处的罚金刑中，最低判处罚金1000元，最高判处罚金10000元。盗伐、滥伐林木被告人绝大部分生活在高山地区，家庭经济状况较差，有很多被告人是迫于生计而采伐树木，1000元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大半年的收入，法院动辄千元、万元的判决，对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，而交不起这笔罚金的，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怎样来执行？虽然国家规定的有法律援助机制，最高人民法院也规定了罚金减、缓、免制度，但在实践中所审判的涉林刑事案件中并没有引用这些制度。所以其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并不是很理想。

三、解决办法

（一）加大有关涉林法律、法规和刑事政策的宣传力度。通过统计可以看出，长阳县盗伐、滥伐林木刑事案件多发生在每年的6月至10月份。在每年年初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与其他相关部门配合，采取普遍宣传与重点宣传，进户宣传与到校讲课相结合的方法，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手机与发放宣传资料，在长阳县大堰乡、都镇湾镇、贺家坪镇、火烧坪乡、榔坪镇等林区相对集中、案发较多的地方，将有关的涉林法律、法规、刑事政策、办理各种手续的程序和方法制作、编辑成农民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和便于记忆的短信等进行宣传，做到电视上有图像，广播中有声音，手机中有短信，农户家中有资料。同时，与各乡镇中心学校联系，在法制宣传教育课中，加入有关涉林法律、法规和刑事政策内容，让学生懂得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同时，做一名义务宣传员。另外，对全县需要使用木料的煤矿等相关企业和单位进行重点宣传，特别是收购木料的途径、方法和必须的手续等，以切断不合法的木料销售途径。在此基础上，还可以设立举报案件线索奖励制度，鼓励群众对盗伐、滥伐林木和非法运输、收购林木违法犯罪的线索进行举报，一经查证属实，将给予相应的现金奖励。

（二）加强相关执法办案人员的责任心，统一对涉林刑事案件的法律、法规和刑事政策的理解和运用。办理涉林刑事案件，除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等相关法律外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下发了多个司法解释，以便于基层执法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操作。但是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部门下发了不同的规定和通知。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6年下发了具体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，降低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盗伐、滥伐林木案件的立案、数量较大和数量巨大的标准，林业部门在2006年也下发了关于严厉打击涉林犯罪的通知。其他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这些规定和通知认识、理解不到位，再加上办理涉林刑事案件专业性较强，部分办案人员的责任心不强，水平较低，因此有可能出现质量不高的案件。针对这些问题，各执法单位要将加强执法人员的办案责任心放在首位，同时，规范执法人员对涉林刑事案件的法律、法规和刑事政策的运用。单位之间互相配合，互相沟通，加强协作，才能形成打击合力，有效的惩治犯罪。

（三）建全相关体制，规范办案程序。办理涉林案件涉及到多家执法单位，就县一级来说，有森林派出所、森林公安分局、县公安局、县人民检察院、县人民法院，单位多，且体制不顺畅，森林派出所和森林公安分局是林业局内部的平级单位，其业务上接受上一级森林公安局的指导，与县公安局没有隶属关系。另外，针对收集证据上存在的问题，建议林业部门可以设计出一种专门的现场勘察设备，在侦查人员不能追缴到原木的时候，对现场的采桩检尺时运用这种专用设备，来提高检尺的精确度。同时，对林业部门的工程师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的犯罪嫌疑人盗伐、滥伐林木活立木蓄积，应当交由有资质的中介组织核对，以扩大救济途径。

（四）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和法院要适当的采用刑事强制措施。对那些达到刑事犯罪立案标准的，且没有悔罪表现，有妨碍诉讼行为，社会影响坏的犯罪嫌疑人，要积极的运用强制措施，不能不加区分的适用轻缓的刑事政策。

（五）森林公安机关要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。特别是涉及到运输、收购犯罪的，森林公安机关要从运输、销售途径上堵住木料的去向，对那些以无证贩卖木料为业的，要坚决打击。

（六）检察机关要加大侦查、审判监督力度，提高案件质量，增强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有程序违法，徇私枉法，徇情枉法办案情况的，要加大监督力度；与森林派出所、森林公安分局之间建立提前介入和定期联系制席，对重特大盗伐、滥伐林木和其他涉林刑事案件、重大疑难案件，适时介入侦查，引导取证。另外，对人民法院审判涉林刑事案件的程序是否合法、定性是否准确、量刑是否恰当进行依法监督。一是建议少适用简易审程序，多适用简化审程序，以便在法庭教育阶段对被告人进行法制教育，对旁听的群众进行法制宣传。二是建议法院对滥伐、盗伐林木蓄积量较少，认罪态度好，主观恶性不深的被告人适用缓刑，少处罚金。而对那些主观恶性大，不认罪，多次犯罪的被告人适量判处监禁刑，多处罚金，少适用缓刑。三是建议法院针对盗伐、滥伐林木案件，判处被告人徒刑的同时，判处被告人补种自己盗伐滥伐的林木数，并保证成活，且由乡镇林业站监督执行。